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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初“重典惩贪”对反腐败的启示
浏览次数:2832      发布时间:2005-11-28
诚如黄炎培先生所言,历朝历代的统治者“其兴也勃焉,其亡也忽焉。”一部中国古代史,正是政权更迭、轮回不息的过程。处于上升时期的统治者,勃勃生机,战无不胜;而衰颓时,则如大厦将倾,不堪一击,顷刻间灰灭烟飞。

    腐败问题直接威胁到统治基础。为了打破政权兴亡周期率,历史上统治者为了稳固自己的统治,采取了许多的惩治腐败的措施。这些经验对于今天来说也是可资借鉴的。谈及肃贪,不能不首先想到明朝初年。在中国刑法史上,明朝独具特色。其最为特别之处,当属以严刑竣罚惩治贪官污吏。尤其是明初是著名的重刑时期,并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。在经济犯罪猖獗、腐败现象层出不穷的今天,我们应从明初重绳贪官污吏得到些启示。

    明王朝开国之初,经过长期的战乱,国力疲惫,田园荒芜,民不聊生。但仍有许多大小官吏利用职权,大肆侵吞国税官粮、盘剥百姓、索贿受贿。为巩固肇建之政权,深受“刑罚世轻世重”影响的明太祖朱元璋对贪墨之徒采取了一系列严厉的惩处措施。

    首先是完备立法。鉴于元朝法纪废弛的教训,朱元璋非常重视刑事立法。早在开国之初,他就命亲信李善长及其他儒臣着手制定《大明律》,经过数次修改,于洪武三十年颁行。《明律》对惩治贪官作了极为详尽的规定。在惩贪方面十分详细:特设了《受赃》一篇,并具体分为“官员受财”、“坐赃治罪”、“事后受财”等11个种类;在《户律》篇中增加了“揽纳税粮”、“冒支官粮”等法条;在《课程》篇中还有19条惩贪条款。实际上,惩贪法条在其他各篇中都有所见,《明律》把惩贪的法网覆盖了各行各业、方方面面,其详尽程度在历代法律中是绝无仅有的。

    除《明律》外,明初还专门制定了惩贪特别法——《明大诰》,此法由明太祖亲自编定。《大诰》共236条,是一部严惩赃吏的案例汇编,可以看做是一部判例法。因为它的量刑幅度要高于《明律》,其法律效力也高于《明律》。一方面为官吏们提供了一些活生生的反面教材,起到了“俾为官者知所监戎”的警诫作用,同时也阐述了对于贪贿犯罪的刑罚观点。这些观点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,凌驾于《明律》之上。这些周密的立法,为严惩贪官提供了充分而必要的前提条件。

    其次,实行严刑峻法。《明史》载:太祖曰:“吾刑乱世,必用重典。”惟有如此,方能“惩创奸顽”。有明一代的法律,惩治贪官污吏的严厉程度在历史上是罕见的:(1)重用死刑。这一点不仅表现在适用死刑的数目之多,标准之低,而且还表现在执行死刑方法的残酷。《明大诰》所列的死刑有凌迟、袅首、弃市、剥皮等。(2)恢复肉刑。肉刑,经过汉唐两次轻刑改革,早已绝迹。但在明初,不但重新复活了断足、去膝等肉刑,而且又创设了截手、剁指等新的肉刑,甚至推出“剥皮实草”的极刑。如洪武十九年,刑部官员胡宁等受贿。事发,明太祖亲审此案,将胡宁判处刖刑(断足)。(3)推行株连。明初大兴“连坐法”,一人犯赃,株连数百,甚至族诛。如户部侍郎郭恒贪污,除本人处死外,株连部下数百人均被处死。

    “利用民众对官员进行监督”在历代王朝中是独一无二的。明太祖对民众的力量有一定的认识,他独树一帜的借助民众的力量来约束贪官污吏。他规定,各地民众有权捉拿害民官吏进京查办,也可以越级诉讼,直接赴京告状。洪武十八年,常熟县百姓擒拿贪官顾英,赴京面奏。明太祖不但重惩了顾英,而且重赏百姓。

    明初惩贪已成历史,对其褒贬不一,仁者见仁,智者见智,但那些卓有成效的治腐方略,值得后人认真发掘整理、继承。当然,这些治腐方略存在时代的局限性,我们在借鉴明初的经验时,应以唯物主义历史观来分析、取舍:

    重典惩贪有一定的合理性和社会效益。此举确实扫荡了明初的贪腐之风。严厉的刑事制裁,使各级官吏 “守令畏法,洁己爱民,吏治焕然……民人安乐,吏治澄清者百余年”。趋利避害是人的天性,人头脑中都有一个评价利害得失的标准。利大于害则为之,害大于利则不为。意欲贪贿者在掂量意欲攫取的非法利益与将要失去的既得利益时,势必有一个权衡比较。刑罚峻苛,得不偿失,则不敢越轨,反之,刑罚轻缓,不足为惧,则为所欲为。重惩贪吏的积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。如果没有明初的肃贪,就不可能有后世的“百姓充实,府藏衍溢”的社会安定、繁荣。

    但在另一方面,也应看到,重典惩贪并非威力无边,更难以根治腐败,此举只能收益于一时,起到扬汤止沸的效果,但难以釜底抽薪,不能从根本上根除腐败的痼疾。推行峻令的明初,确实吏治肃然,但随着时间的推移,贪污纳贿之行沉渣泛起。《明史》记录的良吏共120多人,前六十年就占了百余人,而后二百多年总共还不到20人。尤其是明中晚期,贿赂公行,吏治黑暗,前所未有。因此,既要重刑威慑,又要加强社会的政治、经济、思想意识诸方面的综合调治,方为杜绝贪腐的治本之策。这一点对于我们今天来说也有着现实意义。
    
    现代法治与“人治”有着本质区别。古代决定反腐轻重缓急、深浅成败的,不是法制,而是君主的好恶。当统治者比较开明,体察百姓的艰辛,则政治上较为清明。一旦君主丧失了励精图治的雄心,上梁不正下梁歪,百官竟相效仿,于是腐败现象大量发生,泛滥成灾。明初惩贪反腐的律令因个人意志的转移而任意更改,“或朝赏而暮戮,或忽罪而忽赦”。今天,我们继承古代的反腐败经验,应注意剔除其人治倾向,由人治向法治转化。法律是人民意志和利益的体现。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干部不同于古代官吏,应懂得法律与个人意志的关系,必须明确国家法律具有神圣的尊严,任何人都要无条件地遵守法律。执政党的执纪机关、国家司法机关依纪、依法对贪污受贿等腐败行为进行追究。在法治社会里,腐败是无处藏身的。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,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。     

    现代民主与封建专制截然不同。专制集权,君臣、上下是绝对的主仆关系。唯君,唯上,军权、财权、人权掌于皇帝一身。“君叫臣死,臣不敢不死。”权力至上、王权至上的专制主义驱使许多官吏找权力靠山,攀龙附凤,结党营私,结成大大小小的政治集团和错综复杂的关系网,孤立、排挤、打击清正不阿之士;那些不愿为五斗米折腰的清官反倒“采菊东篱下”,反腐败力量不断削弱。我们应摒弃专制,由人民自己来做主。群众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中的一个重要观点,相信人民群众。民主是最有效的防腐剂。在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下,腐败的缝隙很容易被发现,腐败分子难逃法网。政府官员都必须牢记,是人民委托自己管理国家,自己的权力来自人民。我们应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建设,同时提高自我约束的能力,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。